希望20》蔡英文 尋找台灣的momentum
2008/01/14
【蔡英文（記者黃國樑整理）】
20年前，我剛在英國的倫敦政經學院拿到博士，那是1980年代的中期，我回到國內教書，那個時期正是我國對美經貿談判高峰期的開始。
我還記得，拿到學位後，校長召見我，我身上穿著還十足學生模樣，但校長用著一種期待的口吻稱呼我是“young and promising scholar”.（年輕有為的學者）但那天稍後，我走在街上，穿越一個路口，差點被一輛急馳而過的汽車擦撞，車子激起的水花濺濕我的衣服，還被那個駕駛咒罵了一聲“stupid woman”.（笨女人）這兩個場景反差太大，我心裡還暗忖，「我的人生怎麼這樣」？
蔡式觀點1：找出對的策略 堅定而準確的領導
女強人變生技人
前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離開公職後，有了新角色，出任宇昌生技公司董事長，發展台灣生技產業。
那一天，這個有些荒誕卻又十分寫實的反差鏡頭，就似我當時看到的英國與台灣的縮影，國家的興衰與人生並無二致，往往是跌宕起伏的，重要的是抓住機遇，找出對的策略，堅定而準確的領導。
英國在80年代初期，才剛走完70年代的困頓，70年代的英國，社福支出開銷很大，工會勢力也很龐大，整個英國社會沒有什麼競爭力，加上石油危機，是英國經濟最困難的時期，很多的礦場倒閉，電視新聞上最常看到的字眼就是“pit closure”(礦場關閉)，80年代初，就是英國經濟正要從谷底轉型，正要往上的時刻。
如果可以用一個字去描寫那個時期，那個字就是“job”（工作）。有一些字眼可觀看那個時期如“inflation”(通貨膨脹)、“minimum lending rate”(最低借貸率)或“sunday trading law”(周日交易法)，周日交易法就是限制周日商店營業的。可以說，當時英國正在劇變前夕，正在歷經轉型的痛苦，無論是政治或經濟，都在調整、摸索，人心是不安與憂慮的。
而我從那樣的英國回到台灣，或許當時的英國與如今的台灣有些相似，但20年前的台灣，同樣也正在尋求突破，台灣在當時已透過多年的外銷產業迅速累積財富，台灣擁有很強的加工能力，但卻停留於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型態，國內的市場也受到高度保護，但世界正在告訴你，你要開放市場。
台灣當時在政治上仍是強人政治，民主運動才剛萌芽，表面上似乎是內外同時面臨艱巨挑戰。反思當時的經驗，很弔詭的是，正由於反對勢力仍然不足以動搖執政者的政治權力，反使得經濟改造獲得政治力量的支撐，換言之我們還有足夠的“political capital”(政治資本)，似乎應該慶幸台灣因政治權力還算相對集中，而得到一個相對比較平順的轉型。
蔡式觀點2：政黨贏得政權 都只是有限的勝選
當時行政部門必須處理兩件事情，一個是談判，一個是解決內部的政治壓力。我說政治權力集中，意思就是執政者有足夠的政治力量去維繫行政體系，當時，我們可以感覺，一個國貿局長就很大了，因為是強人政治，它的政治權力可以下放。若是已進入民主政治常軌，任何政黨贏得執政權，都只是“win marginally”（有限的勝選），是在很小的範疇內贏，它要面對在野黨很大的挑戰，政治衝擊將大得很多，決策層級就得不斷的往上移動，反可能難以因應挑戰。
因緣際會，我只因為台大學妹臨時生病，在80年代中期涉入與美國的貿易談判，到90年代正式加入政府的談判團隊，台灣開始尋求入關(GATT)或稍後變成入會(WTO)，而入會幾乎是台灣當時經濟榮枯興衰的重大關鍵，台灣走了一條正確的路。從雙邊到多邊談判，任務繁重、挑戰嚴苛，有一個場景可以說明當時的壓力，我們在談判時，經常會以經濟發展尚未成熟要求對方的諒解，有一次我方說我們還在“kindergarten”（幼稚園）的階段，但
美國的談判代表卻回說，“I thought you were biddingfor Ph.D.”（我認為你們應已在修博士了）80年代末到90中期前，原還在談判中處理的毛衣、鞋類，這些產業突然都不見了，台灣還開始遭遇“unemployment”(失業)的問題，這跟先前講的英國情況就有一些類似。而產業外移也呈現南北差距，由於高科技產業集中於台灣北部，中南部都是傳統產業為主，受到外移的打擊相對較大。
進入公元2000年，我開始兩岸關係的工作，但兩岸間的談判跟經貿談判有天壤之別，我接任陸委會主委前，就有很多人提醒我這件事情，但我到現在還認為，如果兩岸能在WTO（世界貿易組織）的架構下商談很多事務，就可以比較不受政治干擾地，透過既有的機制，解決很多問題。
生命歷程的遽變難以預期，我如今竟又參與生技產業，其實台灣不是現在才開始談生技產業，而是已一、二十年了，但台灣缺少一個「動力」，就是英文說的“momentum” ，我們必須創造一個平台，或說是一個轉化的機制，讓這個momentum能夠發生。舉新加坡為例，世界許多重要的藥廠在新加坡都有設廠，而新加坡是以政府的力量去推動，他們有一個國家投資公司，叫做Temasek(淡馬錫)做為這個產業的推力。而中國和印度則是因為人口眾多，且市場廣大，因此集中於各種名藥的生產上，韓國也在急起直追，台灣的momentum呢？
蔡式觀點3：讓科學家與資本家 在一起工作
我覺得要有一個大型的商業機制或是組織來帶動，將過去台灣科學家已有的研發成果，進行產業化，幾個月前通過的生技製藥發展條例可以算是這個機制，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，就是讓科學家與資本家在一起工作。由於生技製藥風險很高，必須要能創造機會，同時也能降低風險，這靠的就是科學家及經營團隊，他們能協助降低產品的技術及商業風險。
靠電腦產業享受20年榮景的台灣，未來20年究竟要靠什麼產業做為經濟引擎呢？我認為有兩個，一個就是生技研發及製藥，一個就是通訊。生技可以改變很多事情，而通訊則是因它更直接的介入人類的生活，可以算是一個可永久性發展的產業。
但通訊產業靠的不只是工程師和製造能力，台灣人還少一個東西。通訊跟人的文化是很有關係的，我們必須對世界各種文化有深刻的認識。當我們試圖找尋下一代的消費者在哪裡，我們要掌握的就是文化習性，而我們要有能力去認知它。過去台灣是一部傳真接收機，訂單進來卻不知訂單為什麼會來！
如果台灣不能有跨國界的文化感受能力，則我們的經濟發展將會受到嚴重的限制，產品研發的最初始就是文化，文學、藝術都是人類文化感受的體現，所以為什麼我先前要談到翻譯的功用，但更進一步，我們要能"expose"(暴露)在外部環境的機率越多越好，譬如就將自己丟在外國，在那裡求生存，自力更生，就會更為增進我們的視野。
蔡式觀點4：台灣需要一起改革 而非互相指責
但讓人憂慮的是，台灣陷在政治的漩渦裡，我們應該是大家在一起改革現有的體制，而不是停留在現有的結構中互相指責。
政治人物甚至於社會大眾要有這樣的認知，如果再繼續對立，我們的情況會更壞，我們必須共同為歷史負責。或許要到壞到不能再壞，這種共同危險的認知才會出現，但為什麼一定要等到那個時候呢？我仍然對台灣有信心，畢竟台灣的人民是這個區域中教育水準相對\為完整的，而我也深信因歷史而起的對立終究會解決，但我真心希望能早一點。
【2008/01/14 聯合晚報】
2008/01/14
【蔡英文（記者黃國樑整理）】
20年前，我剛在英國的倫敦政經學院拿到博士，那是1980年代的中期，我回到國內教書，那個時期正是我國對美經貿談判高峰期的開始。
我還記得，拿到學位後，校長召見我，我身上穿著還十足學生模樣，但校長用著一種期待的口吻稱呼我是“young and promising scholar”.（年輕有為的學者）但那天稍後，我走在街上，穿越一個路口，差點被一輛急馳而過的汽車擦撞，車子激起的水花濺濕我的衣服，還被那個駕駛咒罵了一聲“stupid woman”.（笨女人）這兩個場景反差太大，我心裡還暗忖，「我的人生怎麼這樣」？
蔡式觀點1：找出對的策略 堅定而準確的領導
女強人變生技人
前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離開公職後，有了新角色，出任宇昌生技公司董事長，發展台灣生技產業。
那一天，這個有些荒誕卻又十分寫實的反差鏡頭，就似我當時看到的英國與台灣的縮影，國家的興衰與人生並無二致，往往是跌宕起伏的，重要的是抓住機遇，找出對的策略，堅定而準確的領導。
英國在80年代初期，才剛走完70年代的困頓，70年代的英國，社福支出開銷很大，工會勢力也很龐大，整個英國社會沒有什麼競爭力，加上石油危機，是英國經濟最困難的時期，很多的礦場倒閉，電視新聞上最常看到的字眼就是“pit closure”(礦場關閉)，80年代初，就是英國經濟正要從谷底轉型，正要往上的時刻。
如果可以用一個字去描寫那個時期，那個字就是“job”（工作）。有一些字眼可觀看那個時期如“inflation”(通貨膨脹)、“minimum lending rate”(最低借貸率)或“sunday trading law”(周日交易法)，周日交易法就是限制周日商店營業的。可以說，當時英國正在劇變前夕，正在歷經轉型的痛苦，無論是政治或經濟，都在調整、摸索，人心是不安與憂慮的。
而我從那樣的英國回到台灣，或許當時的英國與如今的台灣有些相似，但20年前的台灣，同樣也正在尋求突破，台灣在當時已透過多年的外銷產業迅速累積財富，台灣擁有很強的加工能力，但卻停留於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型態，國內的市場也受到高度保護，但世界正在告訴你，你要開放市場。
台灣當時在政治上仍是強人政治，民主運動才剛萌芽，表面上似乎是內外同時面臨艱巨挑戰。反思當時的經驗，很弔詭的是，正由於反對勢力仍然不足以動搖執政者的政治權力，反使得經濟改造獲得政治力量的支撐，換言之我們還有足夠的“political capital”(政治資本)，似乎應該慶幸台灣因政治權力還算相對集中，而得到一個相對比較平順的轉型。
蔡式觀點2：政黨贏得政權 都只是有限的勝選
當時行政部門必須處理兩件事情，一個是談判，一個是解決內部的政治壓力。我說政治權力集中，意思就是執政者有足夠的政治力量去維繫行政體系，當時，我們可以感覺，一個國貿局長就很大了，因為是強人政治，它的政治權力可以下放。若是已進入民主政治常軌，任何政黨贏得執政權，都只是“win marginally”（有限的勝選），是在很小的範疇內贏，它要面對在野黨很大的挑戰，政治衝擊將大得很多，決策層級就得不斷的往上移動，反可能難以因應挑戰。
因緣際會，我只因為台大學妹臨時生病，在80年代中期涉入與美國的貿易談判，到90年代正式加入政府的談判團隊，台灣開始尋求入關(GATT)或稍後變成入會(WTO)，而入會幾乎是台灣當時經濟榮枯興衰的重大關鍵，台灣走了一條正確的路。從雙邊到多邊談判，任務繁重、挑戰嚴苛，有一個場景可以說明當時的壓力，我們在談判時，經常會以經濟發展尚未成熟要求對方的諒解，有一次我方說我們還在“kindergarten”（幼稚園）的階段，但
美國的談判代表卻回說，“I thought you were biddingfor Ph.D.”（我認為你們應已在修博士了）80年代末到90中期前，原還在談判中處理的毛衣、鞋類，這些產業突然都不見了，台灣還開始遭遇“unemployment”(失業)的問題，這跟先前講的英國情況就有一些類似。而產業外移也呈現南北差距，由於高科技產業集中於台灣北部，中南部都是傳統產業為主，受到外移的打擊相對較大。
進入公元2000年，我開始兩岸關係的工作，但兩岸間的談判跟經貿談判有天壤之別，我接任陸委會主委前，就有很多人提醒我這件事情，但我到現在還認為，如果兩岸能在WTO（世界貿易組織）的架構下商談很多事務，就可以比較不受政治干擾地，透過既有的機制，解決很多問題。
生命歷程的遽變難以預期，我如今竟又參與生技產業，其實台灣不是現在才開始談生技產業，而是已一、二十年了，但台灣缺少一個「動力」，就是英文說的“momentum” ，我們必須創造一個平台，或說是一個轉化的機制，讓這個momentum能夠發生。舉新加坡為例，世界許多重要的藥廠在新加坡都有設廠，而新加坡是以政府的力量去推動，他們有一個國家投資公司，叫做Temasek(淡馬錫)做為這個產業的推力。而中國和印度則是因為人口眾多，且市場廣大，因此集中於各種名藥的生產上，韓國也在急起直追，台灣的momentum呢？
蔡式觀點3：讓科學家與資本家 在一起工作
我覺得要有一個大型的商業機制或是組織來帶動，將過去台灣科學家已有的研發成果，進行產業化，幾個月前通過的生技製藥發展條例可以算是這個機制，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，就是讓科學家與資本家在一起工作。由於生技製藥風險很高，必須要能創造機會，同時也能降低風險，這靠的就是科學家及經營團隊，他們能協助降低產品的技術及商業風險。
靠電腦產業享受20年榮景的台灣，未來20年究竟要靠什麼產業做為經濟引擎呢？我認為有兩個，一個就是生技研發及製藥，一個就是通訊。生技可以改變很多事情，而通訊則是因它更直接的介入人類的生活，可以算是一個可永久性發展的產業。
但通訊產業靠的不只是工程師和製造能力，台灣人還少一個東西。通訊跟人的文化是很有關係的，我們必須對世界各種文化有深刻的認識。當我們試圖找尋下一代的消費者在哪裡，我們要掌握的就是文化習性，而我們要有能力去認知它。過去台灣是一部傳真接收機，訂單進來卻不知訂單為什麼會來！
如果台灣不能有跨國界的文化感受能力，則我們的經濟發展將會受到嚴重的限制，產品研發的最初始就是文化，文學、藝術都是人類文化感受的體現，所以為什麼我先前要談到翻譯的功用，但更進一步，我們要能"expose"(暴露)在外部環境的機率越多越好，譬如就將自己丟在外國，在那裡求生存，自力更生，就會更為增進我們的視野。
蔡式觀點4：台灣需要一起改革 而非互相指責
但讓人憂慮的是，台灣陷在政治的漩渦裡，我們應該是大家在一起改革現有的體制，而不是停留在現有的結構中互相指責。
政治人物甚至於社會大眾要有這樣的認知，如果再繼續對立，我們的情況會更壞，我們必須共同為歷史負責。或許要到壞到不能再壞，這種共同危險的認知才會出現，但為什麼一定要等到那個時候呢？我仍然對台灣有信心，畢竟台灣的人民是這個區域中教育水準相對\為完整的，而我也深信因歷史而起的對立終究會解決，但我真心希望能早一點。
【2008/01/14 聯合晚報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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